奉行此种国家观念，宪法对于国家顶多只能具备形式法治国意义上的规范力。

这些规范虽尚未生效，亦未就国家机关作出规定，但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处理的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已有如下安排。[xxvii] 参见左晓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

综上，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国家机关应当被视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xxv] 基于上述分析，尽管中国法尚无明文规定，但基于如下五点理由，应把国家机关视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若嫌疑人潜逃国外，我国公安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全球红色通缉令，此时必然涉及嫌疑人个人信息出境，要求取得单独同意是荒谬的。[xxviii] 第四，从实践需求来看，若将国家机关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分视为两种主体，就可能导致国家机关规避《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设计的一系列强化安保义务。[xl] 这也包括境外人员在境内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交流获取个人信息，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外议会、国际组织进行交流时，相互希望了解对方的议会组成人员的性别、民族、职业的构成等个人信息。

《数据安全法》第30条重复此表述。[xlix] （三）安全评估之外还有哪些义务？ 除依《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6条开展安全评估外，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其他条文及相关规范，国家机关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时还应履行至少三类义务。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被一般化为立国精神，普遍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被一般化为政府与人民的分工，国家的限权和扩权被一般化为国家之治理，这就使得吴绂征获取了一个对于所有政治纲领均有容纳能力的宪法概念：宪法是一个政治社会根据立国主义去规定人民与政府分工合作治理国家的最高法律。

面对此种局面，民国时期关于法治概念的代表性文献主要致力于观念捍卫、概念明晰化和实践推动。人们或于知识考古的视角中在一个国家理论之中陷入泥淖，从而昧于整体。[8]有机体观念虽能在形式上达成二者并存的局面，但其事实描述范畴的属性剪除了社会契约论意义上的国家正当性根源，在尊重历史延续性之外，其对国家权力并不构成理念上的约束。[4]在其看来，基于中国接受西方宪法观念的特殊语境和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等因素，中国的社会演化过程在很长一段时期并未实现从上下分层的社会结构到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的转变，相反因为政治系统的过分扩张形成了新的上下分层的社会结构，现代宪法维持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功能因之无从发挥

文章来源：《人大法律评论》2020年第1辑。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并不在于满足了人的欲望部分（利益），而在于通过平等制度——公民权、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实现了个体之间承认（激情）的需要：民主政治过程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进行决策、‘整合利益的一种手段，还在于它是表达激情的一个过程、一个舞台，在那里，人们可以寻求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承认。

实际上，更重要的后果，是方法论上的落后，导致无法对现代性的危机作出有效的评估和呈现。并且，他在后来的作品中指出，人实际上与神、社会和世界共同构成了一个实在共同体（community of being）。第二，人是一个多向度的存在状态。[79]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4] 在他看来，一方面，社会连属化是代表生成的前提。[19][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页。读这些作品，可能并不会快速转化为既定的论文写作材料，但对于扩大视野是百利而无一害。基督教的诞生和罗马帝国几乎同步。

基督教提供了一种有关超越的圆满的目标性运动，即俗世的历史进步。[45]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作出回答，即罗马的陷落与基督教无关。

[18]参见叶颖：《论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的逻辑起点》，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最后，这种范式的展开就在于如何理解人的向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完善政治（包括法律的）秩序。

美国学者保罗·卡恩就以内部的视角审视了法律作为一种文化想象，认为法律中自由裁量权、主体、人民、国界、改革、革命等概念范畴，都是某种特定文化想象的产物。要想恢复对人的整全性理解，重建良好的政治秩序，就必须抑制灵知主义的败坏，重新回到古典的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7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王杨译注，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3]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82～89页。实际上，基于法律上人的形象的讨论早已有很多的研究，[78]很多思想家都对人的维度进行了分析，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就曾指出了3种类型的人：工作之人、劳动之人与行动之人。[28] 沃格林在这里对代表制采用的二分法分析，其实并没有太多惊人的创见。

[80] 这些话题都值得我们去研究，这里无法完全展开，但开放出一些小的命题。政治连属化的结果，是人类产生了统治者。

那么，就来讨论一下这份宣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就文本展开的意义而言，笔者的思路和逻辑并不难理解。生存本身就构成一个重要的问题。

人的存在除了是一种政治的集体存在状态，其实还包括一种内外之分：在外部的维度，人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现实，人自身可以认知它，甚至干预它。著名的精神分析理论家弗洛伊德曾指出，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人的性欲望是可以被改造的，最终基于特定对象的欲望转变为对多个对象的欲望。

[2]引介性的著作包括一本传记、两本导读：[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最近较流行的政治神学就是要在这个意义上，打通启蒙时期和中世纪之间的关联而非通常所谓的断裂。不过，琐碎也有琐碎的好处，那就是篇幅的小规模，也让我们没有很重的心理负担去尝试叩开作者的思想之门。[78]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上的人》，舒国滢译，网络稿。

而在沃格林的讨论中，真理就是某种神学——相互竞争的各种真理，就是柏拉图所谓的诸种类型神学。当然，我们也会发现要理解现代西方思想，如果对世界历史（本文涉及的罗马和基督教的历史）以及其他的思想来源如宗教经典（如《圣经》以及相关的神学作品）欠缺必备的知识，也会遇到重重困难。

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始终要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达至平衡状态。三、多向度的人与多维度的公法 通过对代表、真理和现代性危机等现象的分析，沃格林初步告诉了我们如何运用新政治科学的理论框架。

[3]也正是在该书所形成的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他后来陆续写出了代表性著作《秩序与历史》（5卷本）。[52]在这个意义上，灵知主义就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盲目自大，不相信人的有限性的一种思维模式或者思想形态。

一、政治科学范式的旧与新 所谓范式，是指在常规科学研究中，某个学术共同体所共同承认和应用的特定概念、理论和方法，其构成了研究的前提和模型，功能在于为未来加入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成员提供基础。现代性背离了古老的地中海传统（希腊、基督教），变成了没有约束的现代性。[76]当然，这样，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了。第三，如何展开政治科学的研究。

[20] 一般的政治理论更加关注外部，而内部实际上存在关于社会自我的意义赋予，表现为一种具有紧致化（compactness）和分殊化（differentiation）的符号话语，包括了仪式、神话和理论。摘要:  《新政治科学》是沃格林构建庞大思想体系的学术宣言。

[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霍布斯：《利维坦》，第十三章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68] 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理论对于人的理解，已经走向了歧路。

罗马的陷落被认为是诸神降下的一种惩罚，因为罗马人忽略了对他们的祭祀。[7][美]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页。